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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文轉載自人民食物主權論壇，原文标題《中國養殖業資本化的大躍進：各地禁養區密集拆除中小養豬場》，是學者站在學術研究的角度，研讨各地針對養豬行業出台的禁養政策及其實施對這一養殖行業發展帶來的影響，對不同層級養殖業者的生存和發展影響，以及由此可能帶來的公平與發展的社會問題研究。文章指出，中國養殖業規模化、資本化正在一條毫不留情地碾壓中小養殖戶的道路上進行大躍進。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到“尊重農民的主體地位“，2016年一号文件再次明确農民主體論。然而現實是，在最近各地政府為環保而大規模清拆豬場行動中，中小養殖戶不僅因為豬場被關停而失去了生計，而且很多連補償款都拿不到。雖然文章研究的主要是養豬行業，作為禽畜養殖的另一極，各地自年初以來展開的面向養雞行業的禁養政策和相關拆除工作在山東等地顯得更為聲勢浩大。因此，該文的分析對養雞行業這一重要養殖業也同樣具有借鑒意義。此外，養雞和養豬還有一大區别，因低成本和養殖條件的相對靈活，養雞曾經并且目前仍在部分地區作為扶貧緻富的重要路徑，養殖群體及相關産業鍊的從業人數更為龐大，因禁養和拆除而影響到的社會群體也就相應更為底層更為廣泛。

　　2014年中小養殖戶因為市場風險已經遭遇了新世紀以來最嚴重的碾壓。那年持續低迷的生豬價格伴随着飼料價格高企，中小戶遭遇收益減少和成本增加的雙重壓力，虧損慘重。與之相反的是，正大、溫氏、新五豐等大型養殖企業逆市擴張，加大生豬養殖規模30萬頭至400萬頭不等。可見，市場沒有農民主體論。

　　那麼，政府有沒有農民主體論？最近各地的豬場清拆，涉及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中下遊、長江中下遊等地。其結果是，大部分中小農戶出局；同時，政府将加大對标準化示範場的補貼（年出欄0.5-5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由此看來，政府的眼裡隻有規模，也沒有農民主體。

　　政府此次的豬場清拆是為了解決農業污染問題。問題是，規模化能解決環保問題、養殖工業化能提供生态健康和食品安全這些民衆渴求的公共品嗎？從肆虐90年代的瘋牛病，到2003年爆發的禽流感，到2009年的豬流感，這些震駭全球的瘟疫哪一個不是與規模養殖密切相關？

　　農業的未來有兩條路，一條是以資本為主體的工業化農業；一條是以農民為主體的農民組織化+生态農業。前一條是西方的老路，它對生态健康的負面影響已經被诟病、被反思。既然中央提出農民主體論這一方針，那為什麼在政策上、在财政補貼上卻走着碾壓農民的西方老路呢？

　　因為靠近水源地，剛過了年，江西樟樹市臨江縣的農民簡民（化名）在村支書的帶領下，拆除了自家年出欄2000頭的豬場。上千頭的年出欄量在當地隻算中等，生豬養殖是樟樹市的支柱産業，年出欄500頭以上的豬場占總市場50%以上，如今，和簡民建在同一條河邊的豬場幾乎已經全部拆除。

　　粗放的畜禽養殖被認為是中國農業面源污染最主要的原因。2014年，國務院頒布《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在環境敏感區域劃定“禁養區”、“限養區”，關閉或搬遷禁養區畜禽養殖廠。2016年底，國務院在《“十三五”生态環境保護規劃》中為這項環保行動設置了最後期限：2017年底。

　　養豬場首當其沖，在生豬養殖過程中，糞便處理不當産生的污水極易造成水源污染，中國出台了《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結合“最嚴”新環保法，在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珠江中下遊、長江中下遊等地開展了大規模的豬場清拆行動。

　　雞年春節後，環保整治死線臨近，中國各地密集出台加強畜禽“禁養區”落實工作方案。根據總體方案，禁養區包括飲用水水源保護區，風景名勝區；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城鎮居民區、文化教育科學研究區等人口集中區域等。

　　小豬場被關停“得不償失”，大企業過環評反獲補貼

　　在水網豐富的南方地區，生豬養殖産業規模大幅削減。浙江2014年9月底就開始對畜禽養殖大力度整治，2015年其生豬年存欄和出欄量分别減少24.3%和23.7%。在江西樟樹，曾作為支柱産業的生豬養殖遭到整治：全市的6871戶養豬場中，計劃關停6522戶養豬場，豬場關停率近95%，欄舍面積減少79%。

　　簡民的養豬場曾經申請到政府發放的環境改造補貼，并用這筆錢建立了污水處理池。但他承認，處理池并沒有達到當地的環保部門要求，再加上位于禁養區，最終關閉的結果也在情理之中。

　　簡民認為，這是樟樹市發展粗放養殖業造成的“曆史遺留問題”。“目前建成的幾千家豬場，基本上都沒有進行前置審批和環境影響評價報告。”他說，2011年《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标準》出台後，很少有企業真正達到排放标準。

　　中國大部分養豬場都正在為環保付出代價。山東濟甯魚台縣一位養豬戶告訴财新記者，由于位于禁養區，農民貸款修建的豬舍被拆除。高價購買的小豬還未養肥就不得已低價賣出去，損失慘重。而當地政府以沒有養殖證為由，不提供拆遷補償。

　　拆除豬圈“得不償失”，是養殖戶的心病。盡管《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規定，劃定禁止養殖區域，或者因對污染嚴重的畜禽養殖密集區域進行綜合整治，緻使畜禽養殖者遭受經濟損失的，應當由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依法予以補償，但各地實踐情況不一。

　　比如，有媒體披露了天津甯河區的補償方案：各類豬舍補貼從300-550元/平米不等，母豬産仔、育仔床2500元/套。存欄生豬按母豬1000元/頭、仔豬360元/頭、育肥豬280元/頭進行補貼。這一方案普遍獲得養殖戶的認同，但許多地區并未達到這一水平，甚至并不是所有被拆除者都獲得了賠償。簡民稱，在樟樹市隻按照拆除面積進行了補償，生豬自行處理。

　　不過，在樟樹市，依然有幾百家養豬場留了下來。其中不乏一些雖然處于敏感區域，但是規模巨大的龍頭企業、納稅大戶，這些企業經過環評，在被認定達到“綠色生産”标準後，并未被關停，還獲得了環保補貼。

　　“政策對于小豬場肯定不利，但另一方面，從整個行業來說也有利于解決環境污染、疫病防控、食品安全等問題，中國就是因為散養戶太多，才導緻了很多的問題。”一位畜牧業内專家告訴财新記者。

　　農業環保整治：依托龍頭企業實現規模化養殖的契機？

　　“環保空前加壓，是集中治理農業環境突出問題，大力推行高效生态循環的種養模式。”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陳豔麗告訴财新記者，中國正以規模化種養基地為基礎，依托農業産業化龍頭企業帶動，建設現代農業産業園。在2017年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中，也明确指出發展适度規模經營，優化經營結構。

　　對生豬養殖來說，豬出欄大于500口，就可算作規模經營。根據《全國生豬發展規劃（2016-2020年）》，到2020年，中國出欄500頭以上規模養殖比重達到52%。比2014年底的41.8%增加超過10%。

　　根據上述文件，到2017年，中國将在原有4179家國家級示範場的基礎上，再創建500家示範場。此外，還将加大對标準化示範場的補貼，年出欄0.5-5萬頭以上的規模豬場，每個項目單位可補貼50萬-100萬元，用于改擴建、良種和糞污、死豬無害化的環保項目升級等。

　　另外，此次整治，勢必導緻生豬區域養殖産能發生調整。水網較少、糧食豐富，土地廣闊的東北及内蒙地區正向南方生豬及飼料企業抛出橄榄枝，大型生豬養殖企業溫氏、大北農都已經宣布了在東北興建1000萬頭生豬養殖場的計劃，此外還包括雛鷹農牧700萬頭、正邦600萬頭、中糧300萬頭的項目。

　　然而，獲得政策扶持并有能力轉移的多為大生豬企業。中小規模養殖戶因生态禁養而被迫将豬欄拆除後，大多都不知道下一站該去往何處。陳豔麗強調，各地在執行禁養區政策時，要避免“一刀切”或其他不當方式，确保政策執行公平公正合法，防止在目前供給偏緊的情況下大面積拆除對生豬養殖業造成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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